孖士打律師行：將不再代表港大處理國殤之柱

山米

原先代表港大致函支聯會要求移走國殤之柱的孖士打律師行證實，將不會就國殤之柱一事上再代表港大。孖士打內部盛傳，有關決定提升到孖士打全球管理委員會層次，美國多個合夥人也曾就代表港大處理國殤之柱表達關注，接下燙手山芋的香港分部最終「不敵」美國分部。值得留意的是，過去數日回應國殤之柱查詢，都是由孖士打美國辦公室直接處理。

創作國殤之柱的丹麥雕塑家高志活回應說，事件證明值得發聲對抗不公，形容當不同人走在一起，最終可以打敗國際律師行。

孖士打律師行發言人回覆眾新聞查詢時證實：「在往後日子，孖士打將不會在此事（指移除國殤之柱）上代表我們的長期客戶。我們沒有進一步評論。」（Going forward, Mayer Brown will not be representing its long-time client in this matter. We have no further comment.）

眾新聞向律師會查詢，其回覆稱，不會就個別個案作出評論。律師會會長陳澤銘重申，律師為客戶擔任法律代表，有責任履行維護正確執行司法工作的角色。

不過，陳澤銘在會員通訊中，不點名說留意到有律師因為在某些議題代表客戶而遭受滋擾，強調出於政見起底、繼而抹黑代表當事人的律師行或律師，必須受到譴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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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港大收回國殤之柱擁有權限期過後，有市民早上到國殤之柱前放下一束花。林勵攝

支聯會清盤人蔡耀昌日前收到孖士打代表港大發出的律師信，要求支聯會在周三（13日）下午5時前移走國殤之柱，否則被視為放棄國殤之柱。創作國殤之柱的丹麥雕塑家高志活早前說自己仍然擁有國殤之柱，只是自1997年起借出及擺放在港大；支聯會其後說，港大應直接與高志活接洽。

在孖士打給支聯會的律師信廣傳後，引起美國輿論批評，孖士打一度以處理「一宗房地產事宜」回應事件。多個民間團體及民運人士聯署要求孖士打終止在國殤之柱一事上代表港大，包括民運人士周鋒鎖、方政、香港民主委員會、香港監察等。美國共和黨多名議員也批評孖士打的決定。

高志活回應時則形容民間「打敗」孖士打，形容日後西方律師行幾乎不可能再代表中國政府或香港機構打壓言論自由及人權，否則聲譽及形象將大受打擊。他又提及，孖士打在網頁說支持人權，另一方面則協助破壞國殤之柱，公眾不會接受這種雙重標準。

孖士打律師行由四個獨立實體聯合組成，分別是在美國的Mayer Brown LLP、英國的Mayer Brown International LLP、香港合夥組成的孖士打律師行，及巴西合夥的Tauil & Chequer Advogados。

雖然四個分部技術上分開，但孖士打上設全球管理委員會及董事會，均由領導美國Mayer Brown LLP的Jon Van Gorp擔任主席，英國的Jeremy Clay擔任管理合夥人（management partner）。香港孖士打律師行在10人管理委員會及15人董事會分別各佔兩席。

早前有澳洲學者在網址點名孖士打中三名律師有份參與草擬給支聯會的信件。香港律師會會長陳澤銘在會員通函中強調，本港目前有超過8000名私人執業的律師，無可避免部分律師的工作涉及爭議性的政治及社會事件。他強調，涉案各方都有權聘請法律代表，保障相關權利及權益，律師純粹履行維護公義的角色。

「任何人若純粹因為律師代表不同政見的客戶，而嘗試起底來抹黑律師行或律師的聲譽，都應該受到譴責。」

事件亦提升到外交層面，根據丹麥傳媒當地時間周二（12日）報道，丹麥首相Jeppe Kofod表示，已就國殤之柱事件向中方交涉。

報導引述Kofod說：「我一直以來就香港事態表達嚴重關注。我們有向北京提出事件。和平表達意見的自由，不論透過言語、藝術或其他方式，都是所有人的基本權利，在香港也同樣適用。」

丹麥外交部無就事件正式發表聲明，眾新聞在周三及周四先後電郵向丹麥外交部查詢，但丹麥外交部回覆表示拒絕評論。

山米

主權移交前最後一個六四晚會過後，午夜時分，香港大學校長府對開旭龢道的斜路，仍然有約500名學生及市民等候。與警方及校方保安人員一輪僵持後，於凌晨3時，載著國殤之柱的貨車終於駛入校園，人群起哄拍手歡呼，護送國殤之柱到黃克競平台，沿路唱著：「We shall overcome，we shall overcome⋯⋯」。

3個有份哼着歌幫手護送的年輕人——時任學生會會長王振星、港大學生Jason及市民V先生為了這尊雕塑，這晚走在一起。當國殤之柱成功擺放在黄克競樓平台，有人興奮之餘亦擔心：九七後，這尊雕塑不知還可否繼續安放在港大？

當時離主權移交尚餘不足一個月。想不到當晚的問題，2021年後有了答案。

24個年頭過去，經歷過修茸、遷移，國殤之柱一直安然地聳立在港大校園內。「50年不變」的承諾還未到一半，時至今日，終迎來容不下它的一天——港大要求支聯會移走國殤之柱，限期已於周三（13日）屆滿，校方雖暫未有行動，但國殤之柱在港大的日子，似乎已時日無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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港大要求支聯會移走國殤之柱，限期已於周三（13日）屆滿，校方暫未有行動。黎家威攝


抵港後無處容身

國殤之柱第一次出現在香港人眼前，是在1997年的六四晚會。晚上的維園，一點點燭光映襯這座約7米高、重兩噸的鐵銅色雕塑，被鐵馬圍著，幾組偏黃的射燈從地下投射到柱身，映出雕塑上多個痛苦扭曲的面容，市民圍在鐵馬外觀賞。

距離主權移交尚餘26天，不少人擔心，這會否是最後一次六四晚會。雕塑由丹麥雕塑家高志活（Jens Galschiot）創作，六四前夕由丹麥抵港。高志活說，當時構思是希望國殤之柱可在中國土地上豎立，唯一方法，就是在主權移交前將國殤之柱運到香港，豎立以紀念六四死難者。

在國殤之柱尚未抵港時，支聯會數次向當年的市政局申請借用場地作巡迴展覽，惟均被市政局拒絕。雕塑計劃於六四晚會在維園展出，但之後苦無地方安置，於是支聯會就與大學學生會商討，看看能否在大學校園辦展覽。

前東區區議員王振星是當年的港大學生會會長。他憶述當時港大的黃克競樓平台由學生會管理，經常用作舉辦學生活動，於是王振星提議將國殤之柱先搬到港大，再尋覓一個長期擺放的地方。不過，校方當時一直以平台結構安全問題為由，稱擔心平台未能負荷，拒絕讓雕塑在校園內擺放。學生會建議可先將雕塑橫放在黃克競樓平台旁邊行人道，待校方確認沒有安全問題才豎立，惟直至六四當天，雙方仍未有定論。王振星指，雖然校方以安全為理由，但很難相信真正原因與政治無關。

直至六四集會當晚，國殤之柱仍未找到容身之所。王振星在晚會台上宣佈，國殤之柱將會在集會結束後，由維園運送到港大，「因為以往學生會搞活動、送貨都係正常出入，或者同大學講聲，根本唔會需要咩申請手續。況且既然校方擔心安全問題，我哋都同校方承諾咗唔豎立住，先放喺安全地方，我哋覺得呢樣嘢冇需要特別要學校approval，就希望運咗入嚟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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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殤之柱1997年5月由丹麥準備運往香港。圖片來源：http://www.aidoh.dk


凌晨唱歌喊口號等候

集會結束後，部分學生會幹事跟車護送雕塑，王振星先回港大與市民一起等候。不少市民和學生在得悉雕塑將運到港大後，前往參與護送。當時已是午夜時分，大約有500人聚集在港大旭龢道出口的斜路，大家都有點疲累，大部分人坐下等候，唱著《國際歌》等民運歌曲，間中叫叫口號，氣氛大致平靜。

載著國殤之柱的貨車駛到車閘入口，保安仍拒絕開閘，後來校方報警，數十名警察到場。學生築成人鏈包圍貨車，保護國殤之柱，其間高叫口號如「警察保護市民」、「警察維護民主」、「保衛國殤之柱」。雙方對峙，曾發生肢體碰撞，警方亦一度收起貨車的車匙，不過未有發生大規模衝突。

王振星說，最後因為有學校職員的車輛要駛出校園，保安需要開閘。有人乘機托著已升高的車閘，不讓它放下來，好讓貨車可以駛進。學校保安沒有堅持，警方表示尊重校方的決定，亦沒有阻攔。擾攘3個小時後，最終雕塑在約凌晨3時進入港大校園。

「We shall overcome，we shall overcome⋯⋯」學生邊唱歌邊拍手，沿路護送國殤之柱到黃克競樓平台，貨車上伴著國殤之柱的學生則興奮舉起V字手勢。

這夜，他們見證了一個歷史時刻。

國殤之柱六四後進入了港大後，未有馬上豎立，只是橫放在黃克競樓平台旁邊位置。約兩星期後，校方終允許雕塑在平台豎起。接下來的一年，國殤之柱輪流在6間大學展覽，同時支聯會繼續向市政局申請永久擺放場地，包括九龍公園雕塑廊等地方，惟均不成功。

在各大學巡迴展覽後，因為無地方安置，國殤之柱一度不見天日地收藏在貨櫃半年。98年11月，港大學生會全民投票通過永久豎立國殤之柱，雕塑再次橫放擺在黃克競樓平台旁；至翌年六四晚會後，便再次在港大黃克競樓平台豎立。其間經歷過百周年校園發展而需搬遷到現時位置，2008年及2013年因應高志活有份發起的「橙色運動」，將雕塑髹成橙色。

王振星說擺放初期，不少國內或海外的學生都會駐足停望，也有市民會特地帶小朋友前來參觀，「除悼念之外，亦係個好好教育的契機，父母話到畀小朋友聽背後發生嘅事，有個力量喺度承傳緊。」

1997 VS 2021　反映言論自由的照妖鏡

回想24年前，對於雕塑是否可以成功進入港大，王振星不抱太大期望，因為雕塑題材敏感，「當年六四，大家有個感覺係：會唔會係最後一屆有得公開悼念六四死難者，氣氛相對比較擔憂同沉寂。」

王振星覺得，國殤之柱在港大擺放，意義重大，「因為97年前，冇一個喺香港公開展出嘅藝術品係明顯個名義係悼念六四。加上97年前嘅氛圍，例如臨立會殺局，會諗會唔會好多野喺97之後做唔到。如果能展出、公開畀市民睇，係一個照妖鏡，反映言論自由及表達自由，尤其是關於六四呢個議題，係可以講定唔可再講。」

國殤之柱在港大屹立24年，王振星覺得，校方態度一直算是配合。2010年因應黃克競樓平台要建天橋連接新發展的百周年校園，港大校方與支聯會及學生會協商後，將國殤之柱遷移至黃克競樓平台的另一位置，繼續豎立；遷位後發現雕塑出現裂痕，校方安排掛上鋼索固定。「港大由97年國殤之柱進入校園到而家，過去好多事件都反映到，佢哋係有協助擺放。但見到而家校長上任之後對國殤之柱嘅處理方法，完全同以往不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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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年港大學生會會長王振星是建築工程師，曾任東區區議員，早前已辭職。王振星FB圖片

港大舊生Jason和市民V先生，當晚也有份護送。Jason當時與同學參加完六四晚會後，得知國殤之柱將運到港大，回港大聲援。他覺得國殤之柱可以在大學校園擺放，有象徵意義，「即係香港仲係一國兩制。六四係香港人比較關心嘅一件事，嗰時會擔心將來喺香港可能有機會發生類似嘅事。所以如果可以擺喺大學校園，起碼喺學術自由、言論自由仲有啲空間。」

Jason記得，當刻雖然成功護送入校園，但他仍有戲劇性的猜想：「回歸之後，會唔會好快畀校方攞走咗或者用啲藉口整走佢呢。」想不到這個猜想，在24年後、2021年的今天有機會成真，Jason覺得，再次證明香港沒有學術自主，但他坦言已經有點麻木，「呢單相對於之前咁多單，由2019年反送中開始，好多比呢個更具象徵意義嘅事發生，例如《蘋果日報》冇咗，係香港標誌性嘅殞落；支聯會常委入晒獄、國法都實施咗，呢個已經係遲早郁。」

本身是港大舊生的V先生，當年在港大工作，那晚以市民身份回校聲援。他仍記得，當年見到國殤之柱進入港大，感到興奮，「作為港大一分子，擺喺個自己熟悉嘅地方，起碼有個容身之所，唔會畀人掉咗佢，同件嘢都幾新鮮，幾靚，除咗係政治同六四有關之外，佢本身都係一個幾好睇嘅藝術品。」

國殤之柱在香港豎立了近四分一世紀，他覺得已成為港大的一部分，「印證咗廿幾年中國一件重要事件。你陸佑堂都好多歷史事件啦，唔通你又拆咗佢？你想剷除啲咩？無意義，亦都剷除唔到，唔見嗰件嘢，唔代表佢冇出現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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港大學生會今年六四洗刷國殤之柱。周滿鏗攝

由爭取可以在港大豎立，到永久擺放，終於迎來無處立足的一天，王振星覺得，這代表了政權對悼念六四的態度：「覺得反映到香港對六四悼念能否再公開做，已係到咗deadline：政權唔想我哋再做呢樣嘢，亦唔容許再做。」

國安法後，他雖然有想過國殤之柱會否無得留低，縱然有心理準備，但最終來到的這一刻，心中仍然感到隱隱作痛，「呢個係其中一個悼念六四死難者嘅大型雕塑，可以公開展覽，如果殺咗佢，反映唔想或者唔容許呢件事發生。」他覺得，這代表了言論及表達自由的空間急速收窄，但他仍心存希望，「唯有樂觀啲面對，如果真係要發生，唔代表市民心目中對六四嘅悼念會改變，希望他朝有日可以用不同形式再表達。」

山米

原本任職美國銀行律師的Samuel Phillip Bickett，因為一宗襲警案，罪成判囚4個半月，目前獲准保釋等候上訴。Samuel目前沒有再當律師，雖然失去工作，將來也可能無法繼續留港，但他說，沒有一秒鐘為當日幫人而感到後悔。

Samuel在荔枝角收押所還柙期間，收到不少陌生香港人的來信，同情他的遭遇。文字的溫暖讓他知道，這宗案件象徵著不是法治崩壞，而是道德淪喪。

倘若上訴最終被駁回，他會在服刑後離開香港嗎？可以繼續做律師嗎？Samuel反問，「在沒有法治的城市，一個律師還能做甚麼？」這一刻，他的前途充滿著問號，一個曾擁有高薪厚職的專業人士，卻淪為階下囚；一個美國人，卻心底裡認同香港是家；這是Samuel Phillip Bickett的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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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amuel Phillip Bickett因為襲警案罪成判囚4個半月，目前獲准保釋等候上訴。周滿鏗攝


生於離異家庭　母親殘疾窮困　冀讀法律改變人生

2019年12月7日，Samuel在銅鑼灣地鐵站見到休班警員與一名青年發生衝突。他與該名休班警員糾纏期間，曾經肢體碰撞，最終被裁定襲警罪成，判囚4個半月。Samuel被定罪後，服刑一個多月，直至今年8月申請上訴成功，暫獲准保釋，需要每周3次到警署報到。

離開監獄後，他卻從容地接受多間媒體訪問，又在網上討論區發帖文，邀請網民「你問我答」，盡訴這兩年間有關他的官司、個人生活以至對法治的看法，突然間，Samuel的案件再次走進公眾的視線中。Samuel受訪時解釋，他選擇不再沉默，因為香港的法治已蕩然無存，「我已沉默了一年半，那段時間我還相信以及堅持法治的程序，但一年半後，我的沉默是換來令人難以置信的腐敗，以至最終入獄。所以我現在不再相信沉默對於我而言有何好處。」

「我沒有違法，所以我不會讓政權嚇到我。」Samuel猶記得，支聯會副主席鄒幸彤和初選47人案被告之一何桂藍的新聞，前者在獄中發信，呼籲支聯會切勿自行解散，後者不願意因為保釋而放棄基本個人權利。所以即使Samuel目前在上訴期間，但仍希望發聲，告訴大眾關於他的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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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9年，Samuel在麻薩諸塞州律師公會取得執業律師資格。受訪者提供

Samuel出生於美國北卡羅萊納州，自小父母離異，父親是中產人士，但母親卻很窮困，亦因為殘疾而無法工作，他在兩邊家庭都生活過，自幼便覺得將來要選讀法律，保護自己，「我得看看中產階級和富人如何用法律來保護自己、自己的財產以及權利。因為窮人永遠是相反的，像我母親般的人，法律是用來對付他們，他們不知如何運用法律，我希望透過個人充權，控制自己的人生。所以從小開始，我就相信法律是強而有力。」

最終在北卡羅萊納大學取得法律博士後，開始他的律師生涯。Samuel本身在波士頓一間律師樓工作，2013年因工作關係調到香港。初來乍到，Samuel就被五光十色的香港所吸引，「這裡是國際金融中心，與我出生的地方很不同」，之後更決定留在香港繼續事業。當然，香港亦有令他感到奇怪的地方，「當你出去與其他人飲酒，而我開始談及政治時，人們總是瞪眼看著我，覺得我很瘋狂，這裡沒有人會談政治或公共議題，大家好像……只集中談賺錢。」

他解釋，在波士頓，他和朋友都熱衷於議論政事，但香港，他補充道：

2014年之後，卻不同了。我親眼見證著這座城市的變化。

2014年雨傘運動爆發，Samuel形容為親身經歷了課堂上所學到，美國民權運動領袖馬丁路德金、印度聖雄甘地所說的公民抗命……當時他和朋友走到金鐘佔領區，漸覺香港人的政治意識提高，「我在這裡認識的朋友，突然變得開始關心政治與法律，不止於影響他們個人，而是整個社會，他們真的關心這座城市、關心對方和每個人。」

同一時間，Samuel也記得，那時候警察打人最終還是會被起訴的，包括朱經緯棍打途人案、暗角七警案。「但2019年示威至今，沒有一個警察被起訴，不論是我的案件，還是警員駕駛電單車在人群中穿過，以及不問因由地襲擊一個孕婦、對住一個人噴胡椒噴霧，律政司應該很容易可以提出檢控的......」話題又回到法治身上。

今年37歲的Samuel，過去這些年的工作與法治精神為伴，一直相信的價值，卻在香港這自詡為國際都會的城市幻滅，「在香港，任何公開批評警察的人，無論是立法會民主派、參與示威的人或者像我這般制止警察犯罪的人，所有這些人都受到法律約束，以及被起訴一些他們沒有做過的事情。但另一方面，警察以至與政權有關的人，大眾收到的資訊是，他們不會受法律約束，而我認為這是不可爭論。」

因為有影片清楚拍下當時事件經過，他和律師都曾經評估，認為案件不會入罪。Samuel在庭上作供稱，自己曾以英文「Are u popo？」以及普通話「你是不是警察？」，詢問該休班警的身份，該休班警曾一度否認，並說「No」。裁判官林希維最後在判詞中指，「popo」是不尊重的說法，警員會覺得被詆毀，而且不認為該休班警在隱藏警員身份。

「這是很滑稽的，他可以說不明白我在問甚麼，他不需要說『Yes, I am a popo』，但他需要說，『Yes, I am a police.』」

Samuel強調的是，每個地方即使在美國，警察部門其實是同出一轍，都有濫權濫暴的情況，「法治被摧毀，全因為有人選擇性起訴一些想要起訴的人，同時積極保護他們不想起訴的人。如果我在美國被捕，發生同樣的事情，我會擔心被不公平對待嗎？不會。」作為律師的他，道出了一個殘酷的現實，香港警察這兩年最大的改變，不是變得無法無天和更加暴力，而是從前只會針對窮人或無權無勢的人，現在也會針對中產階級。

如果法治「已被摧毀」，為甚麼還要堅持上訴？他解釋，其官司已經說明區域法院已經淪落，但高等法院或以上的法院，他則相信仍然是未知之數，他希望以自己的案件作試金石，「因為這顯然是錯誤的」；或者，其實是為一口氣。

我只是不願放棄，我這宗案件備受矚目，包括在美國和歐洲媒體都受到關注，政權希望我收聲，甚至離開香港，但我不會迎合他們。法院法官可能只要判不長不短的刑期，便可能令人覺得不值得浪費時間金錢去上訴，這樣的情況即是允許司法機構的腐敗，作為律師，我會盡我所能，試圖挑戰他們。

體會囚牢之苦　做義工續為囚權發聲

Samuel今年7月被裁定罪成，淪為階下囚，但他的家人好友無一不支持他，甚至很多陌生人的來信，同情他的遭遇，令他確信所做的事沒有錯。「當你見到有小孩被陌生人襲擊，甚至不能呼吸，而你有能力去幫忙就應該去做。如果有人認為這是不應該做的事，我不知道應該跟他們說什麼，這會是一件羞恥的事。我沒有一秒鐘感到後悔，如果那件事再次發生，我會做同一樣的事情。」

從中環的冷氣房，被關進酷熱難耐的監牢，他有機會認識很多囚犯，當中有三合會成員，也有窮人，以及2019年的抗爭者。Samuel全靠早年在台灣學習的普通話，得以與囚友溝通。Samuel記得，有些人因為毒品罪行被判至少25年監禁，「以前你問我，毒品罪行會被判囚25年，『噢，這太可怕了，我不同意要挺而走險犯法』，現在我遇見這些人，聽到他們的故事，不再是抽象的想像，我每天都想起他們的名字和臉孔。整個社會系統旨在盡可能將這些人留在監獄，他們只得到很少工作培訓，即使25年後出獄，他們唯一能做的，可能就是走回毒販那條路。」

上訴獲批之後，他仍心繫囚友，於是參與了義工組織「Voice for prisoners」，該組織的工作是提高社會對囚友的關注，協助和教育他們出獄後自力更生，他現階段負責做「寫信師」，繼續和在囚人士連結，「盡我可能參與更加多，儘管他們不一定是抗爭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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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amuel今年7月被裁定罪成後，收到很多好友和陌生人的來信，短短一個月就收到至少數十封。周滿鏗


心痛囚權組織「石牆花」解散　未來或離港

在Samuel開始關注囚權的同時，公民社會卻在國安法下面臨瓦解，不少有民主派背景的民間組織和工會都逐一解散，特別談到支援在囚抗爭者的組織「石牆花」時候，Samuel激動道：「警察和保安局到底在想甚麼鬼？我就是不明白，難道鄧炳強的母親不愛他嗎？他到底怎麼了？他走出來攻擊一個沒有倡議公共政策的組織，「石牆花」只是想關懷在囚人士，我無法想像那種邪惡的程度。」因此，除了一般在囚人士，Samuel與朋友近日亦開始關注更多在囚抗爭者，希望以個人之力接手部分「石牆花」的工作。

距離正式上訴聆訊的日子，Samuel估計還有數個月時間，他目前和伴侶同住，沒有再當律師，暫時靠積蓄過活。前路未卜，但Samuel相信之後不會回到老本行，也未必會留港，「一個律師在沒有法治的城市，還能做甚麼？」

過去8年，Samuel愛上了香港，包括這裡的人和事，他說，會視自己為香港人，視香港為家，也曾經計劃過在香港取得執業律師資格後開設律師樓，但他說一切在國安法後，已變得毫無意義，「我願意為香港做些事情，但已經沒有事可以再做到。」

他表示，待上訴正式完結，視乎結果，之後會與伴侶商量，計劃到亞洲其他地方或英國等地發展，他希望繼續透過自己的專業知識和技能，運用在社區組織、囚權或人權事務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