同志運動與爭取民主自由的一些淵源 (練乙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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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報》時事評論：「電視發牌事件」裏，「幫港出聲」的人默不作聲，沉默的大多數卻表達了意見：民調顯示七成以上的港人反對梁氏管治集團的做法。民意如此清晰，政府卻可置諸不理，及至行會召集人不得不開腔要求梁氏深切反省、檢討整個決策過程，梁氏依舊以其熟能生巧的巧語術回應：「發牌程序符合公義」。如此連欺帶騙化「過程」為「程序」，而民眾莫奈之何。至此，港人清楚知道，一件小如看什麼電視節目的民生事，特區統治者也能與民眾對着幹，就算一切合法的手段用盡，大家也不能動之分毫，更何況是普選大事。因此，要特區統治階級還政於民，除了實踐公民抗命，似乎已經沒有其他辦法。所以本周筆者的視線回歸公民抗命、和平佔中的主題。
今天，和大家細談同志運動與爭取民主自由的一些淵源。
幾乎可以肯定，上周破紀錄的彩虹遊行，五千多名參與者之中，絕大部分對政制問題並不感到特別切身，但遇上一個反對反性向歧視立法的保守統治階級，當會開始思考更基本的政治問題：同志的平等權利與民主自由有何關係？達致反性向歧視立法的路上，同志運動與其他更具普遍意義的公民抗命運動需否合流？
必先爭取民主自由
理論不易說明，歷史卻有啟示。同志平權，主要體現在民主國家，而且通常是在民主化、自由化、其他公民權利獲得法律保障之後才爭取到的；在專制國家裏，性向平等是很難想像的事。因此，歷史上，在西方國家的政治發展過程裏，不少同志奮然投身其他更根本的民權運動，卻同時隱藏自己的性向，因為「出櫃」的時辰還遠遠未到；他們直覺上明白，要早日實現同志平權，必先推動爭取民主自由的權利革命。美國五六十年代以反種族歧視為目的的歷次民權運動裏的一些人物事例，恰好說明此點。（節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