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冬奧會：奧運、政治、維權與大國博弈的背後

山米

奧林匹克運動會成立的初衷是在政治以外促進世界和平，但政治往往是影響奧運會能否順利舉行的重要因素。中國一群關注新疆、西藏、香港等問題的活動人士組成的聯盟，近日呼籲外國政府全面抵制下年2月舉行的北京冬奧會，他們質疑參與北京冬奧是等於「認同中國對於維吾爾人的種族滅絶和合理化中國極權的打壓措施」。美國多名共和黨人正積極推動抵制北京冬奧，民主黨亦有類似聲音，其中美國眾議院議長佩洛西認為美國政府可以在不影響運動員參賽下，在外交層面予以抵制。

中國外交部發言人趙立堅批評美方個別政客「搞卑劣的政治把戲」，認為他們擔心各國人士參加北京冬奧或前往中國是因為「害怕甚至恐懼各國人士來中國之後，就會了解中國人權事業蓬勃發展的事實和真相」。國際奧委會以政治中立為由，反對對奧運的杯葛行動。

歷史上奧運經常也出現抵制運動，一些來自大國博弈，一些則來自運動員自發的政治表態，為種族、宗教等維權。BBC中文訪問了一些學者，嘗試從歷史層面看這次北京冬奧面對的抵制運動。

冷戰與新冷戰下的奧運

這次抵制北京冬奧讓外界聯想起冷戰時期發生的杯葛奧運行動。1980年蘇聯莫斯科成為首個共產主義國家主辦奧運，但1979年12月，蘇聯出兵攻打阿富汗，協助當地蘇聯支持的政府軍，美國為首等西方國家開始表明抵制莫斯科奧運會，多國響應美國的號召加入抵制行列，包括加拿大、西德、日本以及中國。最終有60多個國家與地區缺席1980年奧運，當時國際奧委會曾對美國等西方國家提出嚴正抗議，指這是為求達到政治目標而實施的不適當手段，最終受害的是運動員。

這場風波延伸至1984年的美國洛杉磯奧運會，蘇聯在奧運會前三個月，以「顧及運動員安全」以及「反對奧運會商業化」為由抵制參與，不過外界普遍視蘇聯此舉是反制美國上次杯葛莫斯科奧運會。最終東歐多國及東德10多個國家抵制是次奧運會，一些非蘇聯盟友的國家，例如伊朗和利比亞，出於反美立場抵制是次奧運。

加拿大布魯克大學體育管理系助理教授邁克爾‧納蘭（Michael Naraine）對BBC中文表示，北京冬奧被抵制的呼聲不能夠和當年相提並論，他認為雖然兩者均顯示出大國之爭，但冷戰時期美國與蘇聯在經濟上並非互相依賴，杯葛冬奧所帶來的政治與經濟代價都不一樣。

「今時今日，中國在國際層面十分重要，特別是經濟上的跨國供應鏈，美國和加拿大等在製造業和原材料等都需要中國提供，」他說，「現在避免了全面冷戰最重要的原因是中國市場帶動與西方的貿易，中國在運動等文化產業有很強的購買力，西方國家會出口奢侈品到中國擴大中的中上階層。」

納蘭認為，除非美國能夠帶動多個主要國家參與抵制行動，否則能夠實質帶動中國作出重大政治社會改變的可能性很低。他說：「從體育商業的角度，我們都知道，80年代的杯葛行動，在整體推動改變上都相對沒什麼效用，蘇聯不會因此倒下，他們也在1984年抵制洛杉磯奧運。」

香港理工大學研究運動與政治社會關係的學者李峻嶸指出，「外交抵制」在過去也時有出現，例如2014年俄羅斯索契冬奧，也有一些西方國家領袖因為俄羅斯人權問題而拒絶出席相關活動，但這些效果遠低於冷戰時期美國和蘇聯的互相「全面抵制」。

「政治人身不參加奧運活動，最多可能在報紙上有幾天的新聞，帶來的震動，與80年代的震動很大分別。」

李峻嶸亦質疑，目前人權活動人士推動抵制冬奧這種點名批評（naming and shaming）的做法到底有多大成效：「你看近兩三年的局勢，無論是香港或是新疆問題，如果你要把這些問題捆綁在大國博弈，或是綁在美國上，只會成為被視為勾結境外勢力的陰謀，也許此舉令政權尷尬、令中國人不開心，但是否真的改善人權情況？我有點懷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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希特勒不容許猶太裔德國人參加運動比賽，遭多國猶太裔運動員杯葛柏林奧運。

國際奧委會在人權問題上的「虛偽」

美國太平洋大學專門研究奧運歷史與政治的朱爾斯‧博伊科夫教授（Jules Boykoff）則對BBC中文表示，紛爭背後一個主要持份者是國際奧委會。奧委會歷來都是以政治中立為由，反對抵制奧運的聲音，也不支持運動員在比賽場上作政治表述。

博伊科夫把2022年北京冬奧與二戰前1936年德國柏林奧運會相提並論。當年，納粹領袖希特勒上場推行嚴厲針對猶太人的措施，不少流亡海外的德國反對派人士，積極在各國游說抵制柏林奧運，多名猶太裔運動員響應，但在國家層面，這場倡議行動並不成功，美國政界雖然有為參賽與否辯論，但該國奧委會通過決定繼續派代表參與奧運。如今中國新疆出現關注維吾爾族穆斯林的問題，同樣與宗教、種族息息相關。

博伊科夫批評說：「國際奧委會為了確保奧運會繼續進行，表現出漠視侵犯人權暴行的不幸傾向。1936年至2022年之間最明顯的相似之處，就可能是國際奧委會的偽善，畢竟，《奧林匹克憲章》有很多關於平等和反歧視的強大觀念，但國際奧委會為了方便做事，而忽略自己的憲章。」

他認為一場抵制行動成功與否，取決於運動員是否參與，因為運動員才是奧林匹克道德力量上的中心，比起外交抵制的力量更大。

「運動員考慮是否抵制2022年北京奧運時身陷兩難處境， 一方面，你見到主辦單位是明顯的人權侵犯者，但同時間，國際奧委會則說沒什麼可看的。這形成了道德真空（ethical vaccum），壓力將會在運動員身上，要他們加緊腳步併發揮領導作用。然而，對於許多冬奧選手來說，北京冬奧是他們唯一表現自己，奪取奧運榮耀的唯一機會。」

運動員應否為政治發聲？

抵制奧運行動的背後不一定是大國博弈，有時是出於宗教或種族維權。1936年猶太裔運動員自發抵制抗議德國納粹政府舉辦奧運；1976年幾十個非洲國家杯葛加拿大蒙得利爾奧運會，抗議新西蘭國家橄欖球隊與實行種族隔離政策的南非比賽；近年非裔運動員在「黑人的命也是命（Black Lives Matter）」運動發聲。不少西方學者和媒體指出，非洲國家在傳統的國際平台例如聯合國等，受限於富裕國家而無法發聲，運動成為了團結和賦權非裔的重要一環。

香港學者李峻嶸表示，在西方國家，運動員進行政治表述是屬於主流，例如如果東京奧運成功舉辦，開幕誓詞會加入尊重多元等字眼，明顯是回應過去幾年「黑人的命也是命」中運動員對反種族主義的聲音。

新疆人權問題雖然都涉及少數族裔和宗教爭議，但相對得不到世界知名運動員關注，李峻嶸表示，原因是西方國家也有中國國內出現的問題，例如西方運動員關注美國警察暴力，穆斯林在西方國家被歧視等，而相對地在中國職業體壇上，仍然可以見到不同族裔的運動員選手，這令國際運動機構以至運動員，也沒有充分的說服力去說中國在體育事務有明顯的歧視政策。

另一方面，運動員提出批評中國的言論面對更大代價。美國男子職業籃球聯賽（NBA）球隊休斯敦火箭（Houston Rockets，侯斯頓火箭）總經理達雷爾·莫雷（Daryl Morey）在2019年聲援香港爭取民主的運動，NBA總裁蕭華（Adam Silver）表示支持言論自由，事件觸發中國停播賽事；而曾是世界杯冠軍隊成員的前德國足球員梅蘇特·厄齊爾（Mesut Ozil，奧斯爾）疑因發表關注中國維吾爾族穆斯林問題的言論，而遭排除於英超球隊阿森納（Arsenal，阿仙奴）的英超聯賽以及歐羅巴聯賽（Europa League，歐霸杯）參賽名單。

李峻嶸說，運動員與各大品牌、運動機構關係密切，「中國作為這麼重要的市場，按照市場邏輯，運動員未必這麼容易願意得失中國消費市場。」

根據美聯社的報導，中國關注新疆、西藏、香港人權問題的活動人士過去一年曾多次接觸國際奧委會，尋找取消中國的冬奧主辦權，但談判無效。

活動人士批評國際奧委會為了賺錢，而無視人命和「種族滅絶」，稱會把游說目標放在奧運贊助商，並點名一些知名企業，呼籲各界予以抵制。

國際奧委會75%的收入來自運動會的播映權，18%的收入來自贊助。許多運動員亦可能會與相關企業有合作關係。

加拿大學者納蘭說，企業是否贊助奧運會要平衡風險與回報，消費者也許會把贊助商視為「不支持人權和社會平等的貪婪企業」，但同時，企業投資在奧運能夠得到很大的曝光率，增加推動消費的宣傳效果。

他指出，過去也有一些企業因為民間有不同的倡議聲音，而被迫放棄投資奧運，但很快就會被其他企業取代，這突顯了透過商界去進行游說的困難。

歷史上重大的杯葛奧運事件

• 1936年柏林奧運：多國的猶太裔運動員杯葛參與，抗議德國納粹政府的種族歧視措施。但國家層面的杯葛並不成功，全球49個國家與地區派隊伍參賽，美國奧委會通過參賽遭反對參賽的政府批評。
• 1940年東京奧運（沒舉行）：日本在奧運舉辦前向亞洲國家發動侵略，各國威脅抵制，日本軍政府最終把重點放在戰役，1938年交出主辦權，奧運至戰後1948年才複辦。
• 1976年蒙得利爾奧運：幾十個非洲國家抵制加拿大舉行的奧運，以抗議新西蘭國家橄欖球隊與實行種族隔離政策的南非比賽。
• 1980年莫斯科奧運：蘇聯成為首個共產主義國家舉辦奧運，但舉行前出兵攻打阿富汗，美國發動全球多國杯葛是次奧運，最終加拿大、西德、日本、阿根廷、中國等加入抵制行列。英國、法國、澳洲政府原則上支持杯葛奧運，但把決定權交予獨立的該國奧委會，最終這幾個國家都有參賽。
• 1984年洛杉磯奧運：蘇聯發動東歐10多個國家抵制美國的奧運會，被視為反制四年前美國抵制莫斯科奧運的措施，但最後這次奧運會仍有140個國家與地區參與。